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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的33年轮回

发布时间:2018/5/9 10:07:16   编辑:hxr  来源:触控技术网
提要:虽然叫半导体,但是创立之初的中兴跟半导体没有半毛钱关系。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 “三来一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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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深圳,这个昔日和千万普通沿海小县城一样平淡无奇的地方,从此插上翅膀,成为了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此时,远在在千里之外的西安691厂技术科长侯为贵,被派往美国负责半导体相关技术和设备引进。这个在国企里呆了12年的中年男人,在美国看到了真正公司的模样,接触到了“市场”的概念。

1984年2月,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时题词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蛇口工业园门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再也不用被不停地拆下换上了。这“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震醒了被计划经济支配多年的国人。深圳,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梦想之地。

邓公南巡的第二年,见过大世面的侯为贵被691厂派到深圳,希望寻找商机。于是,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了。这一年,侯为贵43岁。

虽然叫半导体,但是创立之初的中兴跟半导体没有半毛钱关系。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 “三来一补”业务。侯为贵带领创业初期的38个人,在深圳沙河草丛中的厂房里加工电子表、电子琴和电话机。虽然利润低,但是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兴一年就赚了35万元,成为公司的第一桶金。

在做电话机生意的过程中,侯为贵敏锐的认识到通信行业未来必将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候,国内通信行业的交换机有“七国八制”之说,整个市场被7个国家厂商8种制式的机型完全占领。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侯为贵力排众议,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

4年后,中兴研发出自己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打破了国外产品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兴也正式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1992年,凭借ZX-500,中兴合同销售额突破1亿元,利润2000多万元。

1990年,中兴成功研发第一台程控交换机ZX-500

中兴半导体成立时,由691厂、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及其隶属航天部的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出资280万元,成为深圳特区最早的一批技术类合资公司之一。但公司和人一样,往往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有了钱的中兴反而由于分红等问题使得股东间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效率。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邓公第二次南巡。航天部领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自己出来干”,让焦头烂额的侯为贵茅塞顿开。趁港方股东因自身经营不善倒闭并退资的时机,他推动中兴半导体的创业元老们投资成立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希望打破体制壁垒。

1993年,侯为贵率领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进行了第一次重组,成立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维先通持股49%,691厂持股34%,深圳广宇持股17%。这是深圳第一批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之一。

鉴于之前的教训,新的中兴董事会确定由中兴维先通承担经营责任,保证国有资产增值,若出现经营不善,则需用股本进行补偿;两家国有企业不参与运营。中兴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即国企民营的全新模式。侯为贵被任命为总经理,正式进军通信设备行业。

纵观整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史,鲁冠球、李经纬们无不是被产权所困,都在为理清产权而疲命奔走。而93年的中兴,就解决了桎梏那一代企业家的枷锁,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兴的国企民营企业模式,在当时赋予了经营团队极高的自由度,并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得中兴的业绩火速攀升。1997年,中兴新通讯改制成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深交所上市,市值4.4亿元。4年时间,升值了140多倍。而中国通信市场的红利期,才刚刚到来。

1999年2月,中国电信移动业务被正式剥离。面对固话利润下降、部分高端客户被移动运营商分流的局面,中国电信急需获得一种既可避开政策限制、又可变通地进入移动市场的业务。彼时,大胡子吴鹰的UT斯达康刚刚整合日本的PHS技术,在国内推出小灵通。中国电信马上跟进,与UT斯达康开展相关的推广工作。看到这一形势,1999年7月,中兴正式开始大规模启动小灵通项目。尽管期间监管部门对于小灵通的政策几经反复,但是中兴基于对未来前景的乐观预计,一一应对,最终狠赚了一波。

2000年,中兴的合同销售额超过了100亿元。2001年全球电信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中兴凭借小灵通产品获得了近24亿元收入,为度过行业低谷起到了巨大作用。

奠定中兴无线通信领域强者地位基础的是CDMA,中兴也是第一个打破外国企业对中国CDMA系统设备垄断的中国企业。2001年,中兴通讯参与到国内CDMA骨干网建设,获得联通110万线CDMA合同,打破外企的垄断。虽然当时中兴在这一期建设中所占份额只有7.5%,短短三年后,中兴已经成为联通在CDMA领域的第四大合作伙伴,市场份额接近20%。

2004年,中兴营业收入达到212亿元,并在香港H股上市。侯为贵转任董事长,获得当年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侯为贵创立中兴的三年后,44岁的转业军人干部任正非由于在南油集团下属电子公司经营中被骗200万元,最终被迫“下海”。更为不幸的是,生活的压力也让他的家庭解体。带着身上仅有的21000元,离异中年大叔任正非在南油新村的一个居民楼里创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帮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卖设备。和侯为贵一样,他看到了里面巨大的商机,也决定自己研发交换机。通过早期购买、组装、贴牌生产出来的用户交换机,华为积累了资金和经验技术。

1991年,任正非说服本来要去清华读博士的华工老师郑宝用,在蚝业村工业大厦三层用一年时间开发出了HJD-04 500门交换机。在那里,他们吃喝拉撒睡全在公司,也因此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床垫文化”。

1992年,华为开发的交换机开始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就高达1.2亿元,利润超过1000万。

这时候,中兴和华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早期中兴的公司文化深受侯为贵的个人影响,就像教书先生侯为贵喜欢的牛一样,勤勉、温和、中规中矩。而华为则有着任正非强调的狼性文化,在当时“军阀混战”的通信市场,并没有人认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公司。任正非为了快速占领市场,说服17个省市级电信局合资成立了莫贝克公司,任正非承诺每年给予33%的高额回报。这种捆绑利益的打法,使得华为销售额激增。

1996年,华为销售额达到26亿元,而中兴只有6.8亿元。到了2000年,华为的销售额增加到220亿元,超过中兴一倍多。

但是,凭借前期小灵通和CDMA的布局,中兴在2003年营业收入激增,达到160亿元。而那时,华为正在绞尽脑汁围剿旧将天才李一男的港湾科技,营业收入增长放缓,为221亿元。这是二者进入新世纪 最为接近的一年,从此,华为一骑绝尘,把中兴远远甩在了身后。

2017财年,华为整体收入高达6036亿元,净利润达到475亿元。而中兴通讯的营业收入为1088.2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7亿元,连华为的零头都不到,彻底沦落为华为眼中的26。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甚至,更加不幸。4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激活了针对中兴的出口限制令。禁令限制及禁止中兴通讯申请、使用任何许可证或许可例外,或从事任何涉及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物品、软件或技术的交易。这意味着,中兴将无法使用美国进口的芯片、软件和EDA工具。由于从基础芯片、板卡、手机、交换机和基站全系列产品都对美国芯片和软件严重依赖。如果禁令生效,整个公司将彻底陷入瘫痪。

美国商务部制裁的理由主要是不诚信和整改措施不到位。虽然目前看来这是大国政治角力的借口,但不可否认,中兴这些年来的乏力也是有原因的。

侯为贵从南昌大学毕业当老师,再到军工厂工作,一直都是学者型处事方式。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儒雅、亲和、简朴”,然而具体到战略制定上,就略显得保守。在技术路线制定上,除了CDMA中长期战略成功以外,大多都在跟随和保证公司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布局产品。小灵通虽然让中兴赚了大钱,却铺了过多的人、财、物力在这个过时的技术上。而2004年担任总裁的继任者殷一民,更是技术出身,在他的治下,中兴被华为远远甩在身后。

虽然中兴是国企民营的经营模式,但从他创立伊始,就离不开国企的管理文化。中兴的管理层级分为5级,最下面的两级分别叫科长和部长,有着明显的行政感。在管理中流程管理大于结果管理,所有的人仅对眼前的流程正确性负责,并不对事件响应的后果负责。于是,管的人多,越管越乱的情况时有发生。讽刺的是,这次美国商务部展示的违规文件,就是各级领导层层审批的结果。

中兴在经过股改、上市后的20多年发展中,股权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侯为贵和其他高层通过维先通持有中兴通讯约15%的股份。而其60多家子公司和10多家联合经营的企业,股东名单上多多少少都有中兴通讯高管和骨干的身影。子公司的好坏才是一些人关心的重点。而对于基层员工来讲,更羡慕的是华为的全员持股,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发展绑定。当然,华为这几年也没有多少内部股可发了。

客观的说,这是每一个国企甚至大型企业都有的通病。而中兴的病症,只是发的不是时候。

尾声

中兴的尴尬和窘境,只是整个科技行业的一个缩影。2016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2271亿美元,连续4年成为最大进口商品。FPGA、高性能AD/DA、高速光电子芯片、CPU、存储器等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率最高不超过15%,有些甚至为0。任何一家高科技企业遇到中兴的遭遇,都会被判死刑。

中国飞速发展的四十年,造就了深圳速度。而在这种狂飙突进的速度中,绝大多数人都变得急功近利。就连国家的高科技项目,对标国外顶尖指标,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差距,往往也要求在2到3年内结题验收。伐柴的一位朋友,是业内知名的清华教授,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自揭伤疤:“连续3年,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搞集成电路的,不挣钱”。

1981年,691厂正是在钱学森的要求下主攻半导体元器件研发,派遣侯为贵出国考察。而后来成立的中兴半导体,如今也栽在了半导体上。

33年,是一个轮回,很多人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忘了初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作者:伐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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